最后一个月

每天一大早，值夜班的宪兵下岗时便去把她拖起来，因为有人认为囚犯应该遵守规矩。起来后让她站到木栏前，把双手铐在木栏杆上与她自己的脸齐平的高度。然后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具体数字和轻重程度，取决于那个宪兵当时的心情。

隔几天，会安排两个宪兵下去，就在地下室里对她一直审问到中午。所谓审问，无论她是否回答问题仍然要变换各种方法折磨她一个上午，差不多会持续三个小时。审问的方式是由当日轮到的人任意决定的，如果想灌水，便给她灌进一桶水；如果喜欢用电，便把电线接在她身上什么地方断断续续地通电；他也可以用开水淋她的身体、用木棍压她的膝弯，或者随便他想像出来的能使人痛苦的方法。唯一的规定是“最好”不要把她弄成重伤恢复不过来，当然更要防止把她一下子就打死了。

几天后，那姑娘就被各种希奇古怪的方法折磨得不成样子。她的锁骨下方被烧红的铁条穿通了两个洞，有人在审讯时喜欢用绳子穿过这里把她系在后面的墙上；有人试验用铁丝像捅男人的阴茎那样去捅她的尿道；有一次她被人用缝被子的大针把嘴唇缝在一起过了整整一天︰“嗯，还是那样不说话吗？缝起来就什么也不必说了。”

以后残酷的程度越来越升级，姑娘的左手掌和左脚掌各被烫穿了一个洞，里面露着白色的骨头。有人来请示能不能割掉她几个指头，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用烤红的钳子把女人被挑中的那个脚趾或手指上的肉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最后再夹碎裸露出来的趾骨。不过这些都是最后几天中的事了。

在这样的审讯结束之后，无论她有多痛苦，仍然毫无例外地把她铐在木栏杆上，一直站到，或者如果站不住的话，就像一个口袋那样挂在木柱上挂到晚上。

每天晚饭后都把她押到前院去，让她待在五间拘留室边上的警卫室里，然后从拘留室中逐个带出男囚犯。

大多数男犯人都已经被宪兵打怕了，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做什么，对那些顽强些的犯人，他们的办法不是打男人，而是去打躺在一边的女人。

“啊，你很爱惜你的同胞是吗？”用根棍子折磨那姑娘︰“看，你不干她便是这样。”

开头几天是把陈惠芹送到警备队那边去的，后来据说传出了抱怨，说像是抱着一块刚从钩子上放下来的生猪肉。的确，她身上从来没有断过新鲜的刑伤，而且她的下身已经完全不能形容了，于是改成使用囚犯。

虽然这一切完全是按照我的命令，但我本人从来没有亲自带她到拘留室那边去过。在队里自然有人对这事特别感兴趣，他们虽然不必就详细的经过对我作正式汇报，从那几个家伙吃饭时露出邪恶的笑容嘀嘀咕咕的样子也能想到他们在那边会让陈惠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其中一个家伙在轮到他审讯时，用钳子拔掉了那姑娘嘴里正面上下的好几颗牙齿。

每天晚上十点多钟，我独自坐在队长室里都会听到一阵单调的铁链声从院子一头响到另一头，伴随着它的是一双军靴沉重的脚步声，它们渐渐地隐没到地下室中。在那下面，押送她的宪兵还会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这以后姑娘才被允许在地下铺着的破毯子上躺平身子。可是对于她来说，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

值夜的士兵大多数会在午夜之后大步走下台阶︰“肮脏的母猪，起来，爬起来！”

当地早晚的温差很大，那个月份在深夜里已经相当地寒冷，哨兵在夜间执勤时往往会干脆穿上军大衣。但是因为一直没有下雪，我们认为还需要加强效果，于是会在每天半夜最冷的那一段时间里把陈惠芹带上院子，再给她准备好一桶冷水，强迫她用大木勺舀水从自己头上往下浇。

“你不是个喜欢干净的姑娘吗？好好洗一个澡吧。”

“这样一勺能洗干净吗？再浇水！”

后面完全变成了恶作剧，裹在棉衣里的士兵拿着训练用的竹剑站在旁边。

“洗澡是那么简单的吗？慢一点，全身都要搓到！”要不就干脆是︰“再洗一遍！”

稍不满意便挥起竹剑，不管哪里“啪”地一声打上去。

全身赤裸的姑娘被迫在露天里慢慢地表演洗澡的整个过程，一遍遍地把自己淋得透湿，在冰冷的空气中被冻得像开动起来的发动机那样激烈地抖动着。然后让她站起身围着院墙转圈，她便用戴着手铐的两手勉强遮挡在水淋淋的胸前，哆哆嗦嗦地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蹭。

每天总要把她这样冻上一个钟头吧，如果轮到哪天值夜班的家伙觉得特别乏味，偶尔也会有整个晚上每隔两个小时就去把女囚犯弄到院子里转几圈。

虽然地下室中已经生起了火炉，她被送回下面后，和她关押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要哭着把她冰凉的身体搂抱半天才能使她恢复过来。从那次绝食后一直让这个女学生和陈惠芹住在一起，由于陈惠芹几乎整天都被束缚在木笼边上，跟本无法正常地生活，便让这个女孩子留下来帮助她，实际上每天的两顿饭都是她喂陈惠芹吃的。据说两个姑娘的感情很好，后来有人报告说，看到女孩四肢着地趴在地下，让铐在栏杆上的陈惠琴能坐在她背上休息一会儿。

在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第二天，审讯者让陈惠芹趴到地上，用烧红的铁千捅她的臀部，在两边捅了几个一两公分深的洞︰“这样大概请你也不敢坐了吧？”

到这时我们至少已经彻底地搞垮了她的身体，因为胃里被反复地灌进了大量的冷水，她的消化功能已经完全紊乱，呕吐成了她日常的神经性反应。差不多每次下到地下室里，我们总是看到她把头顶在木头柱子上，两肘死死地紧压着自己的上腹部，一阵一阵拼着命地想要再吐出点什么东西来。

我们毫不怜悯地利用这一点，给她吃更硬、更粗糙的食物，把供给前院囚犯的掺糠的玉米面窝窝头在屋外放两天，冻得干硬开裂了才扔到木笼里去，让女学生去餵陈惠芹。中川的威胁仍然有效，她不吃完便痛打那个学生。

实际上，因为每人一天就这么两个勉强有鸭蛋大的窝窝头，姑娘们也确实很饿，她们流着眼泪使劲地往下咽，一会儿功夫陈惠芹的胃就开始剧痛起来。更吓人的是就在这时她又开始咳杖，因为同样被水弄坏的还有她的肺，两种反应加在一起，陈惠芹的表情痛苦得无以复加。

轮到这天讯问的曹长不耐烦地在木栅栏外面踱来踱去，一直等了十多分钟，然后他给还在喘着气挺直了脖颈打嗝的姑娘打开手铐。陈惠芹用手背擦著自己嘴鼻边的污水，踉跄地走到地下室的另一头，面对桌子自动地跪好︰这是每回审讯的规矩，她早已习惯了。

开头在膝盖下面还要垫进盘起来的铁链，后来她越来越虚弱才免掉了，也允许她往后坐到自己的脚后跟上。

跟着曹长的新兵把每天夜里给她洗澡用的那个水桶重重地放到她的面前，满满地盛着水，漂著那个木头勺子，得意地笑着的曹长坐在桌子后面︰“乖乖地喝吧，肮脏的畜牲！”

姑娘一声不响，舀起水来慢慢地喝下去。她喝得很小心，生怕一不注意又会引发起没完没了的呕吐。她喝完了第四勺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军曹，日本人还是那样地笑着，那个新兵已经转到了她的身后，把皮带往空中抽得“啪啪”地响。

她再低下头去喝第五勺水，然后“哇”地一声直喷出来，再像刚才那样死去活来地吐上很长一阵，这之后她就只有趴在地上的劲了。

“完了吗？水桶在你前面，从头来过，再喝！”

这样来回两三次才开始正式问问题︰“好好想一想，把去取电台的这三天从头再讲一遍！”

到这时我对陈惠芹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也许她还会说出一些地点和人名，可时至今日，那恐怕都像是树杈上的空鸟巢一样，鸟早已经满天飞了。

但是需要弄清楚的事仍然要弄下去︰首先是电台的下落。自从供认出上岭的电台地址后，陈惠芹就一直坚持说她已经把发报机送到了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并不相信。白左机关的那个中国人一直盯着她，她没有传递东西的时间。

“胡说！”用铁千猛戳她的两条大腿︰“我们一直跟着你。”

“只有一个戴帽子的人跟着我，他被我甩掉了一会儿。你们去问他吧，他不敢说出来。”她这回没有上当，看来当时是真的发现了盯梢的人。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决定不再追问下去，至少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借口，可以把这件事推到白左机关的头上去。

陈惠芹供认，她是在上学的时侯去书店看书时被店主招募的，因此她在刚被捕时就连在何处加入组织的也不肯告诉我们。除了书店，她不知道店主的其它情况。

对于我们还有一点希望的是从她的工作过程中找出额外的东西来，她过分频繁地去书店就不正常，还有与在上岭电台出现次数的差距。

于是再打、再问。找了一根四方带　的粗木棍，用它反复折磨著女人，那天破例干到下午。

“可能，只是别人没有看到我吧。”抱着肚子浑身发抖的姑娘直到最后仍是这么说。

她提供了她通常去上岭乘的晚班车，下课后赶上那趟车，到站时的确已是晚上，当地农民应该已经睡觉了，然后在第二天一早离开。

“那你整天往书店跑干什么，是去喝茶聊天吗？”

她很吃力地解释说，她开始确实经常去书店，可是那时的确是为了翻翻书。

以后就去得少了，只在有条子送到学校门房的时候才去接受指示。

把学校一方见到的送条子的那个人和书店里雇用的年青伙计作了比较，两边的描述似乎的确有些相似。那么，陈惠芹真的不认识去书店的那个神秘女人吗？

这个问题已经不知道问了多少遍了，这个月中每一次讯问就是翻来覆去地问上面这些同样的东西，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虽然就是靠这种方法来断定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恐怕得承认当时是有“对这样的女人必须严厉地惩罚”的心情的。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承认，但是为了取乐或发泄愤怒把犯人痛打一顿的事是的确存在的。

从她体内拔出已经被血泄成了红色的木棍，用刀在　角上削出一根一根的倒刺，笑着给姑娘看。当他们重新在她身边蹲下时，她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腿，拚命地摇晃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他们只是把她的手拉开。

痛苦到极点的姑娘胡言乱语起来︰女人叫什么，是亲日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妇，住在某一条街的某间旅社里。但是再问一次，便又随口说一个新的名字。

就这样也使我们四处查问了很多次，我们只好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把陈惠芹铐在木栅栏上，让她一连站了四个昼夜，不给她饮水和食物，除了审讯外，一分钟也没有把她解开过。

姑娘的手腕被手铐磨掉了几乎半个圈的皮肉，铁箍就直接卡在裸露出的腕骨上。她在半夜里凄惨地乱喊乱叫，那时她对我们这些审讯者已经很熟悉，直接用日语喊著山田或是野山的名字︰“快来放我下来，我愿意说啦！”然后她可怜地看着匆匆跑下台阶的宪兵军官说︰“我要解手……”把人气得哭笑不得。

“混蛋！什么时候把你放开来干过这种事？”次数一多，上当的宪兵连惩罚她的想法都没有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到最后也没有更多的进展，也许陈惠芹说的是真话。但是按照我的感觉，这里总有些隐藏着的东西，只是我们还没有问到正确的地方。

一天上午，在例行的审讯中陈惠芹被捆紧著双脚趴在地下，脚底朝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千往脚心扎进去，又捅又烫地搞了很久，在她的脚掌中间弄穿了一个洞。等到把她从地上提起来以后，才发现她用口腔边上剩下的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这一下她既不能走路也不肯再说话了，我很恼火。晚上有人来请示今天还要不要把女人弄到囚犯那边去，“抬去，抬也要把她抬到前面去。”他们去逼她站起来，结果根本无法做到，但是也没有抬她，而是打得她用膝盖跪起来四肢着地爬过去再爬回来，她被军用皮带抽得一路惨叫。

不能肯定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一个一直关照我的前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已经决定把我调到南方的师团去，几天内就会下达正式命令。后来他像是顺便地问问︰“那个女教师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吗？”他停了一会儿︰“一个多月了，她还活着吗？圭一，对女人有些怜惜吧？哈哈哈！”

我想这是对我的暗示。白左机关已经或软或硬地发动过几次攻击了，我也在宪兵队本部针对陈惠芹案作了汇报，中佐让我很难堪，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的几天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残杀，把她的嘴用棍子撬开，把刺刀伸进去割她的舌根，在口腔里上下乱搅。

“这样不是比用牙咬更加简单吗？”往她身边扔一枝笔︰“受不了了就写出来！”但是下一天就连她的左手也烙穿了一个洞。

那几天中川正在审问一个被怀疑和土匪有联系的中国政府官员，他先把陈惠芹背靠墙壁悬吊起来，然后让那个官员在姑娘分开的两腿之间抬着脸从早上一直跪到下午。下午中川拿了一把普通菜刀冲进来，他什么也不问，在墙上按住姑娘的脚，只三五下就砍下了她的两个脚趾。他从地上捡起断趾对跪着的官员笑笑，把它们全都塞进了女人的嘴里，那个家伙被吓得有好几天说不出一句连贯的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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